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士兵吃的用的，武器装备消耗，还有士兵的工资，都需要钱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，战争结束之快，多国部队伤亡率之低，把全世界都惊了个大跟头。
但是钱也花得惊人，每天接近二十亿美元。
打仗，其实是“打钱”。
所以说不要成天咋咋呼呼今天要打这个，明天要打那个。
除了要付出血的代价，还得摸摸自己的口袋：你有钱吗？
一百多年前，面对太平军如火如荼的攻势，咸丰皇帝守着满朝文武大臣，哭得哇哇地。
为什么？没钱。
你想，连皇帝都愁哭了，筹集军饷得有多难。
当绿营兵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，在湘淮之间，崛起了一帮以理学而入经世之门的名臣，他们放下笔，挽起袍袖，提起刀，由满嘴之乎者也的文士，而成为杀人如麻的悍将，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。
展开剩余77%他们没有编制，以团练起家，没有官方职务。曾国藩当年也不过是在籍侍郎的身份，有衔无职。
最难的是，没有钱。
打仗是拚命的勾当，总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、欠着工资去拚命吧。
但湘军初起时的光景，却是相当尬尴。
他们虽不在体制内，干的却是人家“体制内”的活儿，并且干得比人家还好，这自然就使得他们在颟顸与衰颓的官场眼里，有种鲜明的异己感。
不忌妒你忌妒谁，不给你上眼药给谁上？
咸丰皇帝给曾国藩的名衔是“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”，不清不楚，不明不白。他的湘勇不属于国家的经制之兵，兵部没有编制，户部也自然没有饷银拨给他。
全靠自己想办法，如此则不得不和地方官打交道，那些州县道府的嘴脸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比如说他开出去的捐纳实收的收据，常被州县官说成是假的，有时甚至还让人家再交一次钱；本该属于湘营抽的厘金，也被地方官千万百计的阻挠。
曾国藩难哪！
曾国藩曾在一封信里，半是自嘲半是无奈地描述道，这些年办理军务，累积了一肚皮的窝囊气，我常学母亲的样子，指着自己的肚子说：“这里头积蓄了多少闲气啊，却没有地方发泄。”
主要原因就在于，曾国藩空有一个侍郎的官衔，不是实官，没有考评官吏的实权，没人买账。
令曾国藩头痛的事，远不止筹饷这一件。
当年无论湘军还是淮军，草创时期的艰难，远非现在的我们所能想象。
终于，连以隐忍著称的曾国藩也憋不住了，于咸丰七年上折子向皇帝要官：臣仔细分析了下当前的形势，要是不给个巡抚干干，治军工作就干不好；即使治军工作能干个差强人意，筹饷工作绝对是要出岔子的。
然而，在咸丰眼里，朝廷的绿营兵和曾国藩的湘勇不会没有亲疏之别，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身份，起而一呼，就有上万人响应，也不可能不触及作为帝王那根最敏感的神经。
于是曾国藩又忍了三年，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，彻底绝了咸丰指望绿营的念头。
咸丰又想起曾国藩了，巡抚怎么行，太小了，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奉旨署理两江总督、加兵部尚书衔，后来又将东南四省的军务交给他，四省自巡抚以下各级官员，都归他节制。
在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里，曾国藩一直在打拚，同时还得受气，功劳也不小，但官阶没有升一寸（有回还因为打了败仗侍郎衔都被革掉了）。
江南大营一破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曾国藩却得到了此前汉族官员从未得到过的事权。
做人做官，还是得有用处才行啊！
和曾国藩同时代的中兴名臣胡林翼曾深有感触地说过，筹饷，简直是天底下最难干的活儿。
干这活，不要指望有人会认为你有多么高尚的品德，或是多么美好的名声。如果你能把自己当成一领可以让人在上面随便小便的草席，兴许心里还好受些。
多么痛的感悟！
廖仲凯对此也感受颇深，黄埔军校初建时经费短缺，有时候甚至到了生活费都要临时筹措的地步。
中山先生除了革命精神，向来又是不大在乎钱的。
廖仲凯于是不得不经常向当时的实力军阀们要钱，其实和讨钱差不多，经常需要在烟榻旁等着人家签字，好去领款，每晚回家都是疲惫不堪。
只有我们的人民军队打破了这一“魔咒”，黄克诚大将当年初上井岗山时，曾找主席要求给部队“发饷”，要不然队伍不好带。
主席坦诚地告诉他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，不发饷。然后主席向他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原则和构想，令他心悦诚服。
到了三大战役期间，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，为前线运粮运弹药，运送伤员，干得热火朝天，哪里还有“筹饷”一说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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